复旦投毒案一审宣判之际，有关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缺位的话题，再次牵扯起注册心理师、美国心理剧导演王南（化名）的神经。与其他心理咨询实务专家不同，王南不仅精通心理学，他还是一名高校教师。

　　“我从外网看到过一组江苏省高校学生不正常死亡的数据，说江苏去年有160多个大学生不正常死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自杀或他杀。仅我本人所在的学校，就有好几个自杀的，这些都是高校特别忌讳谈的事儿。”王南每天都会接触大量的学生，他告诉记者，出现问题的大学生大多从小学、初中、高中开始，就被“应试教育”或“残缺的家庭”剥夺了发展社会关系的机会，“他确实是在大学里出问题的，但原因不在于大学教育，而是此前中小学校里心理健康教育的缺位”。

　　王南说，当前“作秀式”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遗患无穷。

　　不受待见的“心理健康教育”

　　说到心理健康教育，泰州市阳光心理服务中心理事长、心理学教授李如齐有一肚子的苦水。

　　昨天下午，他刚刚接待了一个开学3天仍拒绝上学的孩子家长。“现在的孩子在人际交往方面非常孤独，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玩手机、玩电脑游戏，不洗脸不刷牙。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李如齐说，每学期开学那几天，是他最忙的时候，很多孩子出现了各种逆反行为。

　　他告诉记者，在中小学教育的各个学科里，“心理健康教育”相对而言最不受待见。尽管近年来发生了许多因心理健康教育缺位引发的极端案例，但这一问题依然不被重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领导觉得全国那么多学生，出那么几十个案例很正常；学校校长认为只要在学校里安排了温馨恳谈室、心理健康教育室就够了，至于是不是起到作用，就不是他关心的事了；教师们虽然按照要求考了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但大多只是应试一下，对他们来说考这种证很容易，实际操作中却不懂得发现、处理个案”。

　　一次由泰州市心理学会举办的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培训班上，李如齐被一些老师的“不重视”气得够呛。“我在上面讲课，一些老师在下面干别的事，还有一批人请假。”李如齐说，泰州市教育局近年来正在逐步加强对中小学任课老师心理健康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培训，但因为“心理课”不是必修课，也不纳入教师业绩的考评，因此不受老师们的重视。

　　老师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班里不会有学生出问题，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很多教师即使遇到极端问题，也不会想到帮助学生找心理咨询师。

　　一名在苏州打工的泰州籍家长，曾在亲属建议下跑来向李求助，“孩子上课把袜子脱下来扔到讲台上，下课往老师水杯里尿尿，这已经是行为偏差问题了，老师都没提醒家长要带孩子看心理医生”。

　　实际上，据王南介绍，“心理健康教育”从师范生阶段开始就是一路沿着“不受待见”的方向走来的。

　　“师范生会学基础心理学，这门课没什么用，教学方法又很枯燥，学生们都有抵触情绪。太理论化，不接地气。”王南说，大学里的心理学教授很多都是“理论派”，他们很少做实务、做临床，“学校都重科研、轻实务，你实务做得再好，也评不上教授，出来参加一个研讨会，说是没评上职称，还会遭同行耻笑。”

　　应试教育之下，教师“没空”与学生谈心

　　沈之菲是上海市教科院普教所心理研究室主任，她在2012年对上海17个区县1020所中小学心理健康教师队伍的现状及问题进行过调查和访谈。

　　结果显示，中小学校里专职教师所占比例不多。心理健康专职教师，在高中占71.2%，初中35.4%，小学仅7.6%。由于兼职教师48.1%要承担学科教学，23.4%要当班主任，13.2%做行政工作，根本没有精力将主要工作放在心理辅导工作上，形同虚设。

　　但根据沈之菲早前的调研，上海的中小学生目前最大的压力除学习压力外，人际交往压力排在首位。也就是说，学生对心理服务方面的需求，未能得到及时满足。

　　沈之菲告诉记者，上海的中小学教师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水准正在逐年提高，素质并不差。但一个重要问题是，老师虽然有基本的心理健康教育资质和水准，但他们接触学生的时间太少，“课程排得满满的，空闲时间被各种培训、进修占据，哪有时间跟孩子们谈心？”

　　沈之菲回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会儿，中小学校的班主任都会在放学后“拖堂”，免费给孩子们补习功课，有的学校干脆把这种“拖堂”变成名正言顺的“晚托班”，“那时候，最常见的情形是，老师一边给孩子辅导功课，一边跟孩子谈心”。

　　现如今，这样的情形已经很少见了。“现在都讲职业化、商业化，提到老师，不是说他对孩子多好、多么关心孩子，而是说他得了什么奖、是不是特级教师。”沈之菲说，在压根儿没空跟孩子交流的情况下，哪怕是一个高级心理咨询师、一名心理学教授，也只是摆在学校心理咨询室里的一盆“假花”而已。

　　华师大副教授、青少年正面成长问题专家韩晓燕在上海的梅陇中学以及苏州、常州、扬州、上海四地的田家炳中学推进“青少年正面成长计划”。每进驻一所学校，她都严格要求学校正校长把关建立团队，要求每星期必须腾出一节共创课程，要求学校提供一支授课队伍。

　　加入到授课队伍中的老师，都是自愿报名、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有兴趣的老师，“哪怕是数学老师、体育老师，只要他有兴趣，愿意抽出时间来做课题，都可以”。

　　韩晓燕告诉记者，事实证明，那些充满热情的数学老师、体育老师、计算机老师做得并不比专业的心理老师、德育老师来得差。在最先试验的上海市梅陇中学，4个试验班3年实践下来，效果显著，“这4个班级学生的行为问题相对比较少，而且因为学生学会了设立目标、人际交往、解决问题等能力，中考成绩也较前几年毕业生要好。”

　　试点结束后，梅陇中学校长专门拿出两个教师编制，聘请了两名专业心理咨询师入驻学校。

　　香港模式内地推进难在“评价体系”

　　韩晓燕的“青少年正面成长计划”源自香港，它是香港青少年“成长的天空计划”（ Uderstanding Adolescent Program，以下简称“UAP”）的内地版本。

　　1993年，香港曾出现一个月里20多名青少年集中自杀的系列悲剧事件，同时青少年药物依赖、拉帮结派、吸毒、昼夜不回家的青少年问题引起政府高度重视。政府委托香港突破机构（一家NGO组织，记者注）和香港中文大学临床实验及流行病学研究中心研究对策。6年后一份针对香港青少年的问卷成形并对全港中学生进行“地毯式”筛查，过滤出危险因子最高、较高和一般的3个层次，对其进行不同的抗逆力训练。

　　记者了解到，UAP包括识别机制和综合课程。识别机制即每个学校一套“香港学生数据表格”，使用这套表格，可以识别出有可能在未来的成长过程中出现偏差行为的那一部分学生。综合课程包括“发展课程”和“辅助课程”，前者针对每个年级全体学生开设，每级9课教材，教授情绪管理、社交、问题解决及目标制定等生活技能；后者则专为被数据表格甄别出来的学生而设计，为学生开设成长小组，学校协同家长、教师和辅导人员共同辅助学生成长，并进行个案跟进，课程还为家长设计了家长工作坊、亲子活动，以提升家长和子女的沟通相处技巧。

　　这一计划，受到王南的认可。他告诉记者，这样一整套详实到位的心理健康辅导计划，基本已能涵盖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两个方面的诸多问题。

　　但这一计划被引入我国内地后，也遇到了问题。引进该计划的韩晓燕说，她早前曾在上海多所公办学校游说校长进行“试点”，学校给的回复不是“拿不出老师”，就是“拿不出课时”。

　　韩晓燕说，这一计划在内地普通公办学校全面推进很难，“校长们还没有这个意识”。几年实践下来，她发现，挡在试点面前最大的困难就是教师的评价体系，“内地的评价是近期学生的学习成绩，而我们是一个多元化的评价体系，讲求学生生命成长的长期目标”。

　　据悉，香港的田家炳基金方面已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他们主动出资邀请韩晓燕的团队进驻到内地4所田家炳中学进行试点。

　　专家建议梳理：

　　1.人格不健康，不发教师资格证（王南、李如其）

　　王南说，中小学校的教师与学生相处的时间很多时候远远多于学生家长，一个教师是什么样的品格、人格，他带的学生也会是这样一种品格、人格，“学生们不会按你说的去做，但会做你所做的”。他建议，在师范生教师资格证发放之前，先设一道“人格健康”的槛儿，只有经测试，人格健康的人才能拿到教师资格证。若经测试，人格不健康，可安排考试者参加社会组织提供的培训，再参加二次测试，直到其通过测试为止。

　　李如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建议中小学校的班主任一定要通过“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培训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做老师。

　　2.校园心理咨询教师不应由本校教师担任（李如齐、沈之菲）

　　沈之菲建议，学校在安排本校心理咨询师之外，与社会上的某个心理咨询机构挂靠，学生遇到心理问题，可以直接咨询如共青团12355平台这样的心理热线，而不是本校心理教师，“很多学生对本校老师开不了口，有先天弱势”。

　　针对这一问题，李如齐则建议各个学校之间采取“心理咨询老师轮换”的机制，将各个阶段在本校值班的心理老师电话公开，同学们有问题可以找老师倾诉，而这名老师，绝不会是本校的老师。